北京的“大花轿”

封闭了近半个世纪的辟雍，已于近期开放。对辟雍，汪曾祺先生在《国子监》一文中有过这样的描述：“一进国子监大门——集贤门，是一个黄色琉璃瓦牌楼。牌楼之里，是一座十分华丽的建筑，这就叫辟雍……（辟雍）是在平地开出一个圆的池子，当中留出一块四方的陆地，上面盖了一座十分宏大的四方大殿，安一个巨大的镏金顶子，梁柱檐饰，皆朱漆描金，透刻敷彩，看起来像顶大花轿似的”。把辟雍比喻为“大花轿”，生动贴切，亦足见汪先生想象的曼妙。

这样的一座“四方大殿”在北京是别无二家的。如此造型不尽出于古代建筑家的绮思巧想，而是来于其特殊的历史内涵规定。《白虎通》载：“明堂上圆下方，四窗八闼……上圆法天，下方法地，八窗象八风，四闼象四时”，可知这“四方”造型的殿身加上圆顶，是象征天地的，而对开的四门加上八扇大窗，乃是象征四时八节。不过对“四门”也另有一解，毛奇龄《学校问》谓：“明堂……东西南北四门，故又名四门（诗书礼乐）学。”这就是太学学生又称“四门学士”的缘由。“明堂”、“辟雍”、“太学”有时是异称同指，汉代经学家戴德、许慎皆视其为一物。

说到辟雍名称，《白虎通》作如是解：“辟雍所以行礼乐，宣教化也。辟者，所以象璧圆，以法天也；雍者，壅之以水，象教化流行也。”照这意思，辟雍是体现教育功能而对学校的一种形象叫法。不过它不是指一般的学校，《礼记·王制》谓：“小学在公宫南之左，大学在郊：天子曰辟雍，诸侯曰泮宫。”大学分中央与地方两级，泮宫是地方级大学，辟雍是中央级大学。季羡林先生在《我看北大》一文中说：“北大最早的名称是京师大学堂，而京师大学堂的前身则是国子监。国子监是旧时中国最高学术，已有一千多年历史，其前身又是太学，则历史更长了。”季老说的这个“更长”应当是上指辟雍，那么北大的校史，可真要成为文化的大话题了。据《竹书纪年》：“（殷纣王）三十七年，周作辟雍”。殷纣王37年，约为公元前1135年，距今三千一百年。如此则北大资历，环球绝对无与伦比。这样说并不是盲目自大，至少中国高等教育观念在上古的确立，总是一个事实。

不过资格老并不一定成绩好。事实是以辟雍为滥觞的古代官办学校，除在少数个别时期——如周初、东汉、盛唐外，大多是有名无实，东汉的太学规模很大，环辟雍之水可以行舟，皇帝也常亲临视察并讲学，学生多时可达三万人。但多数时候，朝廷对学校不过是虚应故事，能于每年“仲春秋遣官致祭”一下就算不错了。大学教授（国子博士）名声清高，实际待遇菲薄，又没有别的外快，不像今天能编书卖文或外出讲学等，所以生活相当清苦。韩愈在作“国子博士”时，就为“冬暖而儿号寒，年丰而妻啼饥”的生活大发牢骚，说“圣主不加诛”就是很幸运的事了。最要命的是教育腐败，现在我们看到的国子监，大体为明清格局，房舍不及百间，可就是这区区一隅，每年毕业生（监生）竟达数万人之众。小鸡孵大蛋当然是好事，但它是假的，因为官学卖文凭（监照）早成定例，如国子监学员中的“例监”一类，就是“援例报监”而取得毕业资格的，这些学生只要交了钱，是不必入校学习的。《儒林外史》对此有不少形象的描写。与官学相对的是民间学校，如“杏坛设教”、“河汾聚徒”，以及宋元以下的“书院”等，乃是很辉煌的事业，这也是中国古代教育的骄傲所在。